近日上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以李白与高适的故事为线索，展现了大唐的诗歌与历史。高适出身落魄将门，进京赶考但屡试不第，后投身军旅；李白出身大户商贾，恃才傲物，然而在政治上懵懂无知，最终卷入叛乱。

安史之乱中，永王李璘发动叛乱，李白因一度为永王幕僚而落下叛乱罪名，在其兵败后被捕入狱。高适却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官拜淮南节度使，讨伐永王，平定叛乱。狱中的李白向高适求救，高适却没有伸出援助之手，二人多年结成的友谊走向了破裂。

《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与高适。来源/电影《长安三万里》预告截图

从把臂同游的知己，到形同陌路的过客，高适与李白的关系令人唏嘘不已。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见”，谁又能想到高李二人的友谊之船会以这样的形式倾覆呢？

相识于微末

高适祖上是渤海蓨县人，其祖父高偘（kǎn）是高宗时名将，曾擒突厥车鼻可汗，攻高句丽，官至左监门卫大将军，辽东道、陇右道持节大总管，封平原郡公，食邑二千户。父亲崇文为韶州长史，但在高适少年时便去世，高家也因此家道中落。唐代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由门荫入仕。根据祖父的官位，高适是拥有门荫特权的，但高适决心不走门荫之路。二十岁时前往长安求取功名，没有成功，只能长期寓居于梁、宋地区（今河南省商丘市），以耕钓为生。

唐代制度规定，边帅可以自辟佐吏，所以从戎入幕也就成为士人仕进的一条途径。虽然这条途径相当狭窄，但如果有机会立军功，或者受到边帅的赏识、提拔和举荐，也能很快升迁，官至高位。高适的祖父曾两任边帅，他选择走这条路当是受家庭的影响。开元十八、十九年左右 (730-731)，高适决定投笔从戎，北上边疆。在燕、赵一带游历期间，高适想去朔方节度副使信安王李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幕中谋得一官半职，但始终未能如愿。面对军中的黑暗、上位者的昏庸，高适无从干预，更无力改变，最后只能愤懑而归。开元二十三年 (735)，高适再次赴长安应试，又名落孙山，在京城盘桓三年后落魄还家，借酒消愁、隐遁山林便成了他生活的常态。

与高适不同，李白此时早已名扬天下。天宝元年（742），在玉真公主的推荐下，42岁的李白终于时来运转，受诏入朝觐见。12年前，初入长安的李白求仕无门，留下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嗟叹。而这一次，李白得到了唐玄宗的厚待。李白入京后，玄宗降辇步迎，亲为调羹，随即又让李白“供奉翰林，随时待诏”。这段翰林生涯也成了李白终生难忘的辉煌岁月，之后也被反复回忆。

影视中的李白。来源/电影《妖猫传》截图

“翰林”二字听起来尊贵超然，但在玄宗眼里更像是身边解闷帮闲的文人。在长安期间，李白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留下了《清平调》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春风得意之余，李白的仕途之路很快夭折了。天宝三载（744），李白向玄宗递交辞呈。玄宗甚至没有做出任何挽留的姿态，赐了一笔丰厚的遣散费就放任李白离职。对于自己的“主动离职”，李白本人的解释是为小人背后中伤，他日后在诗中曾反复写到这一点：“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暗指杨贵妃、高力士和李林甫等人向玄宗进谗言以致自己失宠。这一说法可能是真的，但置于那个时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政治基调下，文人李白不被官场所容也是符合逻辑的。

“无官一身轻”后，李白邂逅了高适。

谈及高适、李白二人的交游，无法绕开另一位诗人杜甫，高李之间的事迹多见于杜甫的诗歌和与他相关的史料。在李白弃官的这一年，44岁的李白在洛阳和汴州一带遇见了33岁的杜甫，这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次伟大的相遇。一千多年后，闻一多先生将这次相遇描述为“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成都浣花溪公园诗人杜甫李白屈原雕像。摄影/美雅视觉摄影，来源/图虫创意

几个月后，李杜相约在梁、宋一带见面，寓居于此的高适便成为李白、杜甫这两位诗坛巨星再次相遇的见证人。与杜甫相比，高适与李白年龄相仿，性情相投，都喜欢舞文弄剑，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三位大诗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一起作诗，一起吟诗，一起打猎，一起梁园访古，一起纵酒高歌，一起郁郁不得志，食则同羹，寝则同席。杜甫日后作《遣怀》一诗回忆往事：

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

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

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

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

两个多月后，三人依依惜别、各奔东西。此后数年间，虽然天各一方，但三人间有书信往来，交流诗文，互相激励。

殊途而同归

天宝十一载（752）秋，杜甫、岑参、高适、储光羲与薛据五位诗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今大雁塔），一人作一首登临诗。这可能是盛唐诗坛最瑰丽的群英会，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件盛事，其光彩夺目可能仅次于李杜相遇。此时的高适已经49岁。

大雁塔。摄影/凝汐，来源/图虫创意

登塔后没多久，落魄半生、报国无门的高适很快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哥舒翰。当年秋冬，高适随哥舒翰一路向西，到河西节度使幕府任掌书记。天宝十二载（753），哥舒翰率大军从吐蕃手里收复九曲（今青海、甘肃相邻处），被唐玄宗封为西平郡王，高适写下《九曲词三首》为之庆贺：

许国从来彻庙堂，连年不为在疆场。

将军天上封侯印，御史台上异姓王。

天宝末期，高适选择将个人命运与王朝开疆捆绑在一起，在使自己名声大噪的同时，也为人生的光辉蒙上了阴影。天宝十三载（754）六月，杨国忠为报三年前征伐南诏惨败之仇，在各项战备工作都不充分的状况下，强行派李宓率七万大军二征南诏。南诏见唐军势大，采取坚壁清野、闭城不战的策略。待到远征军粮尽，士兵因疫病和饥饿而死的人数达到十之七八，李宓只得被迫撤军，途中又遭到南诏军队的追击，唐军险些全军覆没。在两次征讨南诏的战争中，唐军前后的损失高达十余万人。这两场败仗，不仅破坏了政治生态，还耗尽了盛唐的最后元气，在安史之乱前夜平白损失了一支本可用于平叛的生力军。然而，高适却作《李云南征蛮诗》为之鼓吹：“廉蔺若未死，孙吴知暗同。相逢论意气，慷慨谢深衷。”在高适笔下，杨国忠和败军之将李宓竟有了古之贤相名将之风采。为这样一场惨败歌功颂德，高适将自己和边塞诗均置于尴尬的处境。

阙楼仪仗图。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天宝十一载（752）秋冬间，李白孤身来到安禄山治下的幽燕地区。一年前，李白的好友何昌浩从幽州写信过来，意气风发地描述了他在安禄山麾下的从军生涯，牵动了李白长久以来的建功立业之志。此时的李白已经年过五十，他明白，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从军建功的机会，因而毅然北上。假如安禄山后来没有造反，李白很可能会成为他的幕僚。从本质上看，李白的幽州之行与高适追随哥舒翰并无多少区别。

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当李白到达幽州之时，安禄山却刚好入长安觐见，二人因此无缘相见。失落之余，李白顺势周游了幽燕地区。在游历中，他亲身领略到安禄山大军的锐气和军威，于是作《出自蓟北门行》一诗，盛赞安军“推毂出猛将，连旗登战场。兵威冲绝幕，杀气凌穹苍”，甚至还天真地想象他们将为国建功，“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讽刺的是，三年后，安禄山这支大军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归咸阳”。我们可以假设，若李白真的加入安禄山麾下，当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的命运又会如何？由此看来，李白的无功而返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分道而扬镳

天宝十四载（755）十月，安禄山起兵造反，安史之乱爆发。叛军很快攻克东都洛阳，兵临潼关城下，长安危在旦夕。值此紧要关头，宰相杨国忠召集百官商议对策。朝中文武百官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此时，身为监察御史、跟随哥舒翰守潼关的高适站了出来，建议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动用宫廷最后的钱财储藏，招募长安城中敢死之士、官员府中的家丁子弟，死守长安。高适的建议虽然在军事上未必有可行性，却是长安朝堂中独一无二的勇气。潼关失守，主将哥舒翰被擒，高适幸运逃脱。玄宗入蜀后，早先并不在逃亡队伍中的高适半道加入，到了成都后，因敢言被提拔为谏议大夫。玄宗颁布命诸王分镇天下诸道的诏书时，高适曾激切谏言反对，很可能也是出于这层关系，唐肃宗即位后把高适调到自己身边。这一时期，高适的政治远见得以充分发挥，他对政治大势的把握、对时局变化的预测颇为准确，显示了一定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不偏执拘泥。《旧唐书》说他“君子以为义而知变”，确为知人之言。

《明皇幸蜀图》。作者/（唐）李昭道 (传)，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当安史之乱的消息传来时，李白正盘桓于金陵，而他的妻子在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儿子伯禽在鲁郡（今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在门人武谔的帮助下，李白成功救出妻儿，一家人向南逃难，直到天宝十五载（756）秋，才在庐山安定下来。

玄宗在逃亡入蜀的途中，封永王李璘为领四道的节度大使，坐镇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其中自然有制衡太子之意。在肃宗掌握了朔方军的情况下，玄宗唯有也控制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武装，方可与之抗衡，进而重掌最高统治权。至德元载（756）九月，永王抵达江陵，当时江淮地区的租赋都要通过江陵中转，故而在很短时间内便招募起数万军队。随着势力的强大，永王的政治野心也膨胀起来，在以谋士薛镠为首的左右幕僚和儿子襄城王李偒的极力怂恿下，决定割据江南，像东晋第一位皇帝司马睿那样开基立业。作为声名显赫的大诗人，此时已57岁的李白受到永王谋士韦子春的三次延揽，最终入幕。求仕心切的李白似乎丝毫没有体察到此行所蕴含的政治风险，反而幻想来日自己能像苏秦一样衣锦还乡：

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

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

在永王军中，李白写下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盛名不下于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为永王大张声势。李白一方面被永王收复河南的平叛目标所振奋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为何入幕永王。但另一方面，李白对永王的野心也并非一无所知，甚至还作诗暗指其有称帝之志。李白明知永王有不臣之心，不仅以谢安自况，倨傲地认定自己身负谈笑间澄清天下的政治才略，还将当下乱局比作东晋南渡：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由此可见，李白在这些诗中所表现出的惊人的忘乎所以，与起兵前后的永王十分相似，这对“君臣”从本质上，都是政治抱负严重超越政治才华而不自知的悲剧人物。李白的悲哀在于，他以管仲、乐毅、诸葛亮自居，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但毫无政治实务经验的他，却很可能不如自己认定的那样，天然具备什么辅弼君王、一匡天下的经世大才。

随着势力的强大，永王李璘的政治野心逐渐膨胀起来。来源/电视节目《故事中国》截图

平乱功臣与阶下囚徒

面对永王的叛乱，肃宗当然无法坐视不理，故召来高适商讨对策。高适慷慨陈词，分析了江东的各种形势利害后，断言永王必败，深深地感染了肃宗。至德元载（756）十二月，肃宗任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任命来瑱为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再命两人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配合，平永王之乱。也是在十二月，永王率水军“东巡”，顺长江而下，打出了“收复河南”的旗号，显然是为了掩盖割据意图的冠冕堂皇之语。不过，一旦稳定了江南，永王很可能也会挥师北上，与安禄山叛军决战于河南，这不仅是唐玄宗当初分封的意图，也是他与肃宗争夺平叛大功进而夺位的必经之路。肃宗之所以对永王集团如临大敌，固然是担忧其割据江南，也是不欲他建功河南、独占平叛首功，从而威胁自己的皇位。

《望贤迎驾图轴》（局部），描述了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在望贤驿迎接由蜀归来的太上皇李隆基的故事。来源/上海博物馆

高适、来瑱和韦陟三大节度使的军队会合于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在正式开战前，高适写下《未过淮先与将校书》，晓谕永王军中将领认清形势，早日归顺朝廷。这一攻心计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永王军在交战前就陷入了无心恋战乃至士气瓦解的状态之中。

至德二载（757）二月，唐军进驻长江北岸的战略要地瓜步（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县东南），人数只有三千，但“广张旗帜，列于江津”，用疑兵之计先声夺人，挫伤永王军的士气。永王和儿子李偒登城隔江远望，“始有惧色”；大将季广琛深知大势不可为，令诸将各奔前程，当日便各自领军四散而去。就在永王众叛亲离之际，唐军沿江列阵，夜燃火把，故意让每个士兵“人持两炬”，虚张声势。永王怀疑朝廷军队即将大举渡江，带着家小和亲信连夜逃跑，等到次日清晨才发现无人渡江，于是入城收拾散兵，还想有所作为。但唐军此时真的渡江追击，交战中李偒中箭受伤，本就士气低迷的叛军一哄而散。永王带着少量残军想经过江西南逃岭南，但在二月下旬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拦下，最终李偒被当场格杀，永王中箭被俘，很快就在驿馆中被杀。

从下山入幕到永王败亡，李白追随永王的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但这一个月的政治投机，却让李白身陷囹圄，甚至有性命之忧。李白在永王兵败后本想逃往庐山，却在途中被官府捕获并投入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的监狱。在狱中，李白仍未意识到自己涉入的是高度敏感、讳莫如深的皇室内争，坚信自己清白无辜，积极写信给各路友人及权贵以求脱罪。在这些人中间，高适和李白相交最深，且此时的高适参与了平定永王叛乱，对李白案应有一定的话语权。李白作《送张秀才谒高中丞》一诗托人带给高适，请求昔日老友能出手相救：

秦帝沦玉镜，留侯降氛氲。

感激黄石老，经过沧海君。

壮士挥金槌，报仇六国闻。

智勇冠终古，萧陈难与群。

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

酒酣舞长剑，仓卒解汉纷。

宇宙初倒悬，鸿沟势将分。

英谋信奇绝，夫子扬清芬。

胡月入紫微，三光乱天文。

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

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

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

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李白在诗中大赞高适稳镇淮海，能在谈笑间廓清妖氛，又以邹衍之事作喻，急陈自己已处于玉石俱焚的危险境地，末云“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寄寓祈盼高适搭救自己的期望。虽然诗中对高适的赞扬不能排除求救时的奉承，但结合高适当时的身份地位，这些赞扬仍体现出李白对高适政治才华的肯定。而身处危难之际，又是面对叛乱这样的大罪名，能够直接开口求援的对象，也必定是早有交情且相互信任的挚友。

对于李白的请求，高适没有回应，更没有出手相救，这固然可以说高适冷酷无情，但他若是担心被李白逆案牵连也是人之常情。高适和李白曾经共同游历，是文人之间相互欣赏，从而结交。而高适和李白的秉性是完全不同的，在李白需要帮助时，他想到了昔日的朋友高适，真诚地向其袒露心迹，希望他能救助自己，然而高适的附势人格主观上决定了他不会救助李白。

我们不必过于苛责高适，毕竟反叛在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不可宽赦的大罪，越是在反叛方地位重要，平叛后就越会受到严惩。这种时候，如果身为朝廷平叛军统帅的高适出面为李白奔走，只能使矛盾的焦点和朝廷的注意力集中在李白身上，反而会导致李白遭受更大的灾难。李白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虽然只是永王集团决策层之外的一介文士，却是永王阵营中唯一举国皆知的名士。当然，这更能说明李白的政治认知是何等幼稚，宦途追求是何等热切。深谙官场权术的高适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对当时的形势有充分评估，并做出了不出面营救的决定，不救之救也许正是高适所希望的，并不能因为高适没有回应李白的求救诗就断定他对李白漠不关心、毫无相救之意。

盛唐诗人多仕途坎坷，只有高适凭借平定永王之乱乘风而上，官至节度使，如《旧唐书·高适传》所言：“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不救李白，自然杜绝了引火烧身之忧，确保了仕途的安全，同时也付出了自外于“诗人共同体”的代价。很多与李白并无深交的人都积极参与了营救，其中有宰相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新唐书·李白传》中还声称：郭子仪早年曾为李白所救，为了报恩，他这次也为从宽处理李白出了大力。李白不仅幸免于死罪，还一度获释并加入宋若思幕府，但终被判罪长流夜郎（今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幸运的是，李白在流放途中至白帝城时遇赦，立即返舟东下江陵，并快意地写下了千古名篇——《早发白帝城》。

重庆奉节白帝城。摄影/人生十味，来源/图虫创意

从此萧郎是路人

浔阳狱后，高适的冷漠和无动于衷让李白感到义愤，由此对高适的人格产生了质疑。李白似乎刻意删去了他诗文集中关于那段三人漫游的记录，并在《君马黄》《箜篌谣》等诗中表达了对交友之道的质疑，使得曾经携手同游、相互欣赏的友情最终走向决裂。在李白和高适的诗文集中，都无明显记录两人同游或交往的作品，这也印证了两人友情的变化。如此令人扼腕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适的人生选择，这种选择既显示出高适善于观察政治动向的能力，也看出高适对待友朋的取舍态度。高适是一个入世思想强烈的人，他的一生都在为政治考量，朋友在他心中并没有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李白暮年壮心不已，无论多少困蹙悲泣，都无法湮灭其入世之心。听说名将李光弼出镇临淮后，年过六旬的李白又动了从军之念，可惜投军途中因病被迫返回金陵。宝应元年（762）冬，李白深染沉疴。在日暮途穷之余，只能去当涂投奔担任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当年十一月，62岁的李白病逝于当涂，临终前将一生诗作托付给李阳冰。在他去世一年后，一封朝廷诏书姗姗来迟：任命李白为左拾遗，即刻进京。对于一生都求仕无门的李白而言，这一迟来的官位或足以慰风尘。

高适之前虽拒绝营救李白，但对落魄的杜甫却尽力照拂。乾元二年（759）年底，弃官南下的杜甫一家抵达成都，在西郊盖了一所草堂，重逢了来此赴任的高适。高适对生活困苦的杜甫多有照顾：“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上元二年（761）正月初七，高适给成都草堂寄去了一首诗，怀乡思友感时忧国：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

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杜甫当时并没有看到这首诗，大历五年（770）正月，他才在书卷中偶然发现，顿时“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而五年前，高适已经在“心怀百忧复千虑”中去世。

少陵草堂碑亭。来源/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明代文学家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二五中，对李白、杜甫和高适有如下评论：“高适，诗人之达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适议独与琯左；白误受永王璘辟，适独察璘反萌，豫为备。二子穷而适达，又何疑也？”这段话不但对李、杜、高的人生结局作了很好的概括，且独具慧眼地指出他们穷达迥异的根本原因：高适比之李、杜，更具政治上的判断力和抉择能力。历史事实正是这样，安史之乱中，他们对待敏感的政治人物和事件的不同态度，是他们走向不同人生结局的要因。

参考文献：

张馨心：《盛唐诗人高适、李白的人生选择及交游关系新议》，《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丌凤珍：《试论李白、杜甫、高适的人生理想与政治智慧》，《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郭娟：《李白 高适 一见如故 再见陌路》，《艺术品鉴》2020年第28期

张明扬：《弃长安——安史之乱前后的内廷、诗人、政争与叛乱》，天地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