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面刻“康君墓志”

康阿达墓志

史君墓石堂西壁第三幅粟特商队浮雕画

史君墓石椁（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近百年来就“萨薄”“萨保”“萨宝”“萨甫”等一系列入华粟特人的身份称号，中外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探讨，并发表了不少不同见地的文章。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不断升温，以及入华粟特人的各种信息愈发清晰，尤其是安伽墓、史君墓等墓葬的发掘，“萨保”“萨宝”称号在出土文献中频频出现，再次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但是对于“凉州萨保”这一身份很少有学者单独予以梳理研究，本文通过史料文献和出土文物带大家去了解认识历史上的“凉州萨保”。

武威发现唯一记载有“凉州萨保”的文献

甘肃武威文庙存有一方墓志，灰砂岩石质，碑身、盖均呈正方形，底边长39厘米，中间阴刻楷书“康君墓志”。碑身边长40厘米，正文楷书13行，每行15—17字不等，字迹漫漶。其铭文在《陇右金石录》有收，如下：

大唐上仪同故康莫覃息阿达墓志铭：公讳阿达，西域康国人也。其先盖出自造化之初，藤苗大唐之始，公即皇帝之胄胤也。盘根万顷，王叶千寻，宗继皇基，枝连帝业。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当官处任，水镜元以近其怀，处逝公途，石席不之方其志，诏赠武威太守。父莫覃，同葬安乐里。呜呼哀哉！乃为铭曰：“哀哉夭寿，丧此勋功；伤兹英喆，往投琼银。生形易玘，梦影难通；闍城独立，野马重屯。河坘桂隐，月落云昏，一辞冠冕，永闭泉门。”

《陇右金石录》按：此铭新出于武威城外，高广各尺有四寸。凡十三行，行十七字至十五字，第一行低一格，文为“大唐上仪同故康莫覃息阿达墓志铭”其盖仅有“康君墓志”四字，无年月及书撰人名以铭词考之，阿达之祖既曾仕梁，其父又为唐之仪同，则阿达必为唐初时人。这方墓志是武威本土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块记载有“凉州萨保”的文献，其他均发现于别地。通过铭文我们不难发现，墓主康阿达，祖籍康国，上仪同，诏赠武威太守。其祖康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卒后葬凉州。

学者陈国灿先生指出：“北魏时凉州已有固定的萨保官职。”本件中有康阿达一门，有“皇帝之胄胤”“王叶千寻”“枝连帝业”的传说，至少说明康阿达出自粟特本土康国的王族，为贵族身份。

我们将墓主人阿达的康氏身份与“凉州萨保”的职务叠加在一起作一分析，就能梳理出一条脉络：康阿达其祖拔达在南北朝时期就已远离故乡在凉州任职，其父唐时任仪同，而阿达诏赠武威太守，至唐初康阿达祖宗三代已全部移民至凉州。就此，一个康氏家族三代人的发家画卷可以铺开。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康国条称康国人：“善商贾，争分珠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作为“善商贾”的康国人典型代表拔达，在青年时期的6世纪就随着新兴的粟特移民，以粟特商队首领“萨保”的身份从遥远的索格底亚那（粟特）出发，带领一支人数不菲的商队，历经坎坷，将河西走廊作为入华的首选道路，来到了凉州，并以此为中心施展其高超的丝路贸易能力，不仅生意做得好，而且还在凉州扎下了根基。在唐朝政府将胡人商队首领“萨保”纳入官僚体制后，康拔达成为有官家身份的聚落首领“萨保”。学者魏义天先生认为，聚落组织的首领，既是萨保，又是商队首领，他们是商人传统的继承者。萨保除管辖聚落里的每位成员外，还负责祭祀活动，至少起到监督作用，并在聚落内建立等级制度。

从公元前数世纪印度的萨薄商主制度，经过粟特人几个世纪在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遂使“萨薄”“萨保”以数百人为规模的队商体制，成为隋唐中国“宾礼”体制下即鸿胪寺管下的侨住胡商聚居体制。

学者姜伯勤先生指出，唐萨保府制是经过十六国、北朝、隋的发育，在唐代律令体制下成为一种可以开府的，有僚佐、有武官、有领民、有官品的管理西胡队商商民的行政架构，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种奇迹。萨保府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律令时代的中国礼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

“萨保”这一系列称号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荣新江在2003年前有关萨保与萨薄争论与辨析的文章中，统计出自北朝、隋至唐初有萨保（宝）这一称呼的文献人物共有十五位，其中三位是“凉州萨保”，2003年西安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未央区挖掘清理出北周史君墓葬，根据其铭文，得知墓主人为凉州萨保。如此一来，“萨保”大家庭中又增加一位，史料文献所见上升为十六位，其中有四位身份是“凉州萨保”。

“凉州萨保”是丝绸之路粟特商队的黄金标签

史料及出土文献中的四位“凉州萨保”中，只有北周史君的个人信息相对最为完整。2003年6月12日—10月28日，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井上村东，西距汉长安城遗址5.7千米处，清理了北周史君墓，出土了石门石椁、石榻、金戒指、金币和金饰等十分珍贵的文物。尤为可贵的是考古人员发现史君墓题刻上有粟特文和汉文文字。题刻文字共51列，其中粟特文33列，汉文18列。粟特文和汉文的内容大体相应，粟特文部分稍微详细一些。

通过学者孙福喜先生和吉田丰先生对史君墓汉文以及粟特文的考释，我们可知，史君家族在昭武九姓的史国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家族，他的祖父曾经担任史国萨保，他的父亲也很有影响。史君出生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当他们迁居长安后，又很快在长安享有盛誉。而他本人又先在萨保府任要职，后来又被北周皇帝任命为凉州萨保。他的妻子本是康国人，出生于西平郡的鄯善，他们于519年结婚，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都很有孝行，为他们的父母建造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墓园。

在考古人员发现的史君石堂西壁第三幅下部是粟特商队浮雕画面，下部雕刻有四个商人、三匹马、两头骆驼和三头骡子组成的商队。专家杨军凯对这幅画面解读为：商队行进在山石和水草之间。最前面是两位骑马男子。其中一位头戴圆形尖顶帽，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上悬挂箭箙，脚穿靴。另一位在山石后面，仅露上半身，头戴圆顶帽，身穿交领窄袖衣。骑马男子身后有两匹驮载货物的骆驼，体肥臀圆，短尾上翘，背上驮载货物。一匹昂首前视，另一匹引颈嘶鸣，颈戴攀胸，系铃。骆驼后面有一位骑驴的男子，头戴圆顶帽，细眉深目，鹰鼻，蓄八字胡须。身穿右衽窄袖长袍，腰束宽带，上系花状饰物。右臂弯曲上举，手握望筒，左臂自然下垂。山石后面有驮载货物的两匹骡子和一匹马，后面还有一位剪短发的男子，下半身隐于山间，鹰钩鼻，身穿交领右衽窄袖衣，右臂弯曲上举，手持鞭子，似吆喝驱赶牲口。

在这些年发现的安伽墓、日本美秀美术馆藏石棺床上也有类似商队行进的画面。这些专门表现商队的图像中，有明确墓志记录的安伽、史君的像均出自粟特萨保墓中，而图像的主要人物是粟特人，因此荣新江先生等将此类图像的商队统称为粟特商队。多年在中亚从事考古发掘的葛乐耐教授表示：“整个粟特艺术甚至没有一个表现商旅驼队的景象。”而史君石椁等图像为我们观察粟特商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凉州萨保”史君相关文献的出土，与诸多史料互相印证，既证明了凉州从3世纪至7世纪在丝绸之路国际都会城市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了诸“萨保”中“凉州萨保”的高人一等黄金标签。

通过很多史料文献与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判断，从3世纪至8世纪间也就是中国的汉唐时期这几百年来，粟特商队穿梭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绿洲之上，从粟特经过了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蒙古高原，最终到达长安、洛阳。而其中的艰辛和不测也是可想而知。

《周书》卷五《吐谷浑传》记西魏废帝二年（553年），“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这是一个以青海为中心的吐谷浑国派到北齐而返回的使团，这个使团除了负有政治使命外，显然同时是一个商贸队伍，因此使团的首领是吐谷浑的官人仆射乞伏触扳和将军翟潘密，而队伍的主体是商胡，翟潘密既是军队长官也是“萨保”。

杨军凯先生分析认为，“凉州萨保”史君是从青海将货物运送到凉州、张掖、敦煌等地。他们走的是丝绸之路的青海道，这是东晋高僧法显西去印度的路线。他出西平向北经大通、门源，翻越祁连山，方能到达河西走廊。

孙福喜先生根据文献与出土资料推断认为，当时的凉州地区居住着来自昭武九姓之国的各粟特聚落，他们各自都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政教合一的首领，即“萨保”。但北周王朝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粟特人的管理，设立了一个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管理的萨保府，而这个萨保府内部组织机构复杂，分曹办事，吸收了各粟特聚落的成员，负责协调各部族粟特人与当时的北周王朝的通商贸易关系。因此史君担任的“凉州萨保”级别不同于一般萨保，故此他的墓葬的规格几乎可以和北周孝武帝相比。

汉文史料中已见“凉州萨保”身份梳理

除康拔达、史君两位“凉州萨保”外，还有两位在《元和姓纂》有记载。卷四“安姓”条记：“姑臧凉州。出自安国，汉代迁子朝，因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婆罗，代居凉州，为萨保。”同样信息出现在《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里有关唐朝战将李抱玉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晋、魏间，家于安定，后徙辽左，以避乱又徙武威。后魏有难陀孙婆罗，周、隋间，居凉州武威为萨保。

这两份史料交代得很清楚，凉州安姓来自安国，从北魏以来，安难陀和其孙安盘婆罗均任“凉州萨保”。至此，四位已在史料和出土文献中的“凉州萨保”悉数现身。一位姓康，一位姓史，两位姓安。通过姓氏，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史料文献中的萨保，还是在北朝，以及隋唐实际担任萨保或萨保府担任聚落首领一职的个人，抑或唐人墓志中所记载的曾任萨保的其祖，绝大多数是来自昭武九姓的粟特人。

无论是从被认定为313年从凉州发出的粟特人古信札，还是出土文献所发现的北魏有“凉州萨保”一职，我们可以判断粟特人的古商业网络，经历了4世纪的危机，在古信札写成后的一百年，不仅没有中断，还与其故乡撒马尔罕保持着联系。

《魏书》卷一〇二记载：“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这里有两点信息值得关注，即：439年北魏及克凉州前，粟特商人并未因为中原地区的战乱而停住前往凉州的脚步，学者魏义天先生认为整个4世纪甘肃和塔里木盆地东部绿洲地区完全处在繁荣和相对安定的环境当中。其次，即使是北魏时期有扣押粟特商人的事件发生，同时也有作为商队首领的“凉州萨保”活跃在北魏的政治经济舞台上的现实，史料与出土文献的互证更能较客观地还原历史真相。

凉州曾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国际物流港

武威，古称凉州，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南靠祁连山，北接腾格里沙漠，中间是一片广阔的绿洲，有黄羊、金塔、杂木、西营四大河系灌溉其中。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这里便有人类繁衍生息。汉武帝辟河西四郡后，武威随即发展成为中西交通的重镇。学者赵俪生认为，在中古时期，具体说，是公元2世纪至6世纪，甚至7世纪，凉州是一个具有全国意义上的三大据点之一。第一个据点是邺、第二个据点是凉州、第三个据点是建邮，后改建康，凉州这个据点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武威因地理位置重要，故有“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之称誉。赵俪生先生认为，自“四郡”到“五凉”，凉州总体还是稳定的。第一，它以儒学为宗，保持着汉文化的正统，并以之为基础，以与诸少数民族文化相杂糅。第二，它一直奉南朝为宗主，也就是说在政治上有稳定的标志。

魏义天先生认为，公元227年，汉朝灭亡后的纷乱时代，位于甘肃中部的月氏和凉州的粟特聚落首领，都争相欢迎中国内陆远征军的到来。《三国志》有记：“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夺戈先驱。”他认为这个时期的康居胡，只可能是粟特人。因此，聚落首领和入侵者的谈判显然非常重要。这说明至少到3世纪初，粟特商业就已在距离索格底亚那3000公里外的凉州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

至此，我们发现从粟特古代商业网形成伊始，而古代的凉州一直都有粟特人的存在。《读史方舆纪要》载：“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从中我们了解到，凉州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国际物流港。4世纪的危机以后，凉州成为汇聚粟特人和印度人的国际化大都市。之后，粟特人聚落从凉州延伸到京师。

在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献的印证中，我们探寻历史、还原历史、认识历史，无论是曾经活跃在古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队聚落首领，还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往来地——凉州，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多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故事。

（作者：朱建军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来源：甘肃日报）